文本·语境·诠释：多元视野下的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研究直接面对着人的合作、竞争与冲突，关联着“权力”与“秩序”等根本性内容，是历史研究中的永恒课题。2023年9月16日—17日，“文本·语境·诠释：多元视野下的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承办，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的60余位学者参与其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张仲民主持会议开幕式，系主任黄洋教授发表开幕致辞。黄洋以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名文《政治仍是史学的支柱吗？（Is Politics Still the Backbone of History?）》为引，表达了对与会学者从多元角度深化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期待，并衷心预祝与会学者交流愉快、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与会学者合影具体的学术讨论分两组进行。现场讨论氛围热烈，故本次纪要除呈现报告内容外亦扼要记录部分会场的讨论情形。第一组9月16日上午第一场由复旦大学章清主持。南京大学李恭忠的报告题为《吴熊光之困——鸦片战争前的“夷人长技”体验》。自1808年澳门事件以后，清朝基于自身对英国人的认识，逐渐确立对“外夷”暂停贸易与示以兵威的应对手腕。然而这实际上将两广总督置于困境之中。1808年澳门事件中，吴熊光既无实力以武力驱逐 “外夷”，又无法在皇帝的遥制与催促之下，断绝贸易并耐心等待对方补给耗尽，最终落得遣戍的下场。而1834年律劳卑事件中的卢坤、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尽管结局未必相同，但都经历了这样的“吴熊光之困”。这种困局不仅是清廷自身军事实力不足所导致的，更源于大一统皇权主义下君臣关系的约束。皇帝本人对外认知有限，而君臣之间又缺乏良性、有效的沟通，无法形成应对危机的有效方案。故而鸦片战争的结局，实为近百年态势演变和累积的结果。华东师范大学李林的报告题为《清季武科金榜题名考论——以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为实证案例》。清代考试抡才文武并举，规制详备，不过学界迄今对于武科一系研究不足。以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为实证案例，将其置于清代武科整体制度及清季政情变局之中，依据该科未刊武举会试录、大金榜、小金榜及殿试卷等原始档案，兼与《起居注》《清实录》《东华录》及《清史稿》参互为用，不仅有助考论清季武科高层考选中诸如中额题定、覆试罚停、补应会试及殿试等关键制度议题，还可管见其高级功名群体的基本特征、地域分布及授职任用。此外，又可藉以拓展清代科举研究的史料视野，并且透过具体例证，辨析其中几类关键史料的层次与价值，探究可能的解读路径，有助达成制度、群体与文献三层研究的融合互补。北京大学孙明的报告以《“审积”：嘉道士人对积弊运势的认识逻辑和应对之道》为题。嘉道士人理解时弊，自有一套逻辑与观念，其核心可概括为“审积”一词。过去学者多把嘉道士人的议论，放在衰世与近代变局这一背景中来看，然而嘉道士人思考的最重要的原初语境，其实是“承平百六十年”。他们的忧虑是一种承平之忧，前提是时代长期承平且有可能继续承平。他们主张“去积”与“积德”，以此对抗“积弊”，从而再造道德、再造世运。复旦大学孙青的报告题为《甲午战争清季官修传稿的制度脉络及其近代转型》。她以甲午战争中阵亡将领的官修史传稿本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这些史传形成过程中的文书流转经过、传稿与公文表述结构的关系，指出官修史书和文书行政之间关系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日本津田塾大学殷晴的报告题为《密探·谣言·报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的信息传播》。她首先分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开战前，中英两国分别以何种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对方的信息；进而从亚罗号事件后的信息收集与信息处理、谈判信息的传播、天津条约缔结后的信息扩散、备战期间的信息收集与战后的条约公开四个阶段进行具体考察，发现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信息处理，延续了1840年代以来的信息收集、共享和发布模式，也暴露了既有模式的缺陷。外政，尤其是涉及西洋各国的信息基本上一律被视为机密，主要以密奏—廷寄的形式流通于清廷核心决策层与负责官员这一狭小范围之内。这种模式导致虚报与误报难以被及时发现，其结果就是不实信息一直在封闭的回路中不断循环、积累。包括不实传闻在内的零散信息通过非正式渠道在政界传播，成为政策讨论的素材。清政府中一直存在的主战论，除了来自华夷意识的影响，也有因信息不足而导致的对联军实力的无知。清廷不以明发上谕的形式公布对外政策、不在邸报上刊登有关西洋事务的奏折，无异于抹杀了西方人在中国的存在。不过，也是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契机，清末官员正式建立起了通过翻译外报收集信息的习惯。湖南师范大学吴仰湘的报告题为《康有为“孔子改制”说系年考略》。通过重新排比康有为“孔子改制”说的相关文本，可以发现康氏“孔子改制”说前后迥异，从《教学通义》到《孔子改制考》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康氏“孔子改制”说是层累而成的。康有为在《教学通义》《民功篇》中多次言及“孔子作《春秋》以改制”，实为西汉以来公羊学者相承之说，与清代常州公羊学派关系十分密切。康有为从1889年以来尤其南返途中，思想大变，由推崇周公、模效朱子转而独尊孔子，蓄意发明“孔子之大道”。从康有为答朱一新书信以及梁启超《新学伪经考叙》等文献中，可见康氏不断发展出“上古茫昧无稽”“诸子改制创教”“孔子作六经以改制”以及孔子纪年、大同三世等“公羊家新说”（张之洞语），与廖平《知圣篇》稿本的主要观点有同有异，异多于同，而所异之处均属康氏创发。据此，所谓“《改制考》祖述《知圣篇》而多失其宗旨”的真相可以大白，延宕百年的廖、康“学术公案”也有望彻底终结。评议环节，与会学者就中国对英国军事实力的认识方式、鸦片战争的实际影响与历史地位、武科举的社会功能与地域性、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信息非对称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9月16日下午第二场由复旦大学姜鸣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细珠的报告题为《牡丹社事件之后清政府的反思与调整理台政策》。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的牡丹社事件，加剧了中国东南海疆的边疆危机。在此背景下，清政府内部发起一场海防大讨论，参与讨论的大臣们尤其是东南沿海各省督抚深刻体认了日本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及东南海疆危机的严重性，在明确宣示台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属于中国领土与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台湾作为东南海疆战略要地的认识。牡丹社事件之后清政府调整理台政策的重点是：改福建军政大员轮值巡台为福建巡抚巡台，调整行政建置与台湾建省，改革班兵与海防近代化，废除封禁政策与开山抚“番”。这些政策调整，有助于进一步加快对台湾治理与开发的进程。南开大学崔岷的报告题为《何以拯救中国：晚清官绅的团练自强主张（1871-1898）》。他认为该时期密集提出的团练自强方案直接促成了清廷继咸同之后二度在全国范围内倡办团练，并因其“为海宇策富强”的目标而意味着办理团练已从临时性地方防御策略上升为旨在实现国家强盛的重要战略。尽管团练以中国“旧政”的形象出现于晚清的自强话语体系中，然其得以在“变法”和“维新”声浪中发出足够响亮的声音，表明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日益加深，一些官绅试图从传统制度中寻找迅速增强国力的办法。同时，在朝野纷纷疾呼“变法自强”的时代洪流中，被寄予厚望的“旧政”也不得不需要革新。固然其具体方案不乏纸上谈兵的色彩，当时亦存在反对办团之声，团练自强主张仍在晚清自强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谓体察近代国人如何寻求富强之道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认识与处理中西和新旧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上海大学侯庆斌以《“福禄诺节略”疑案考论》为题报告。1884年5月天津谈判之后福禄诺交给李鸿章一纸节略，要求清军限期撤出北圻，意在解决《中法简明条约》的未尽事项。事后法军接防遇阻，导致战端重启。中法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李、福二人是否就节略中的限期撤兵条款达成一致。侯庆斌认为，节略具有最后通牒性质，李鸿章受到各方压力，没有明确同意，也没有上报中枢。随后李鸿章宣称福禄诺涂抹撤兵条款，将中法失和的责任归咎于法方，试图挽回和局，但于事无补。中法两国的分歧根植于对国际法的理解和对战争走向的研判。“福禄诺节略”及其引发的争端加速了中法冲突的到来，构成理解天津谈判后中法“可和之机”变为“必战之局”的关键。上海大学郑彬彬的报告题目为《英驻华领事阿礼国情报工作的知识史溯源（1844-1849）》。他指出阿礼国（Alcock）的情报工作具有远超同期驻华使馆领事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来源于他独具特色的情报工作方法：一者为实证性研究方法，这与他早年的外科训练有关，另一者则为领事馆翻译官的汉学能力，这帮助他获得了更多的中方资料。阿礼国以这两种能力克服了《贸易报表》统计缺陷，逐步形成了有助于英国对华扩张的“阿礼国准则”，对英国在中国和远东的扩张产生深远影响。评议环节，与会学者就英法文原始史料的开掘、政治理念与决策间的差异、报刊政治立场对报道的影响、历史事件与前后历史的贯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9月16日下午第三场由复旦大学唐启华主持。台湾慈济大学八百谷晃义的报告题为《戊戌、己亥年间官绅舆论中的张之洞——以〈劝学篇〉为中心的讨论》。报告以《劝学篇》为中心，利用报刊、日记等史料，探讨戊戌政变前后围绕《劝学篇》产生的舆论动向。他认为，光绪二十四年六、七月的官绅舆论环境，确有可能让张之洞成为新政领袖，而戊戌政变的发生抹杀了这一可能性。在政变后的政治与舆论环境中，各派人士都为《劝学篇》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显示出其不同的政治需求。以此时的舆论状况与宣统元年张之洞去世时的状况相较，舆论分歧显然不大，这说明在维持旧有的伦理观和统治框架的前提下，由政府大员渐进改革，才是大部分官绅支持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青峰以《晚清督抚洋报译阅与“边疆危机”应对——国图藏张之洞档案存见译报研究》为题，通过研究张之洞抚晋、督粤时期档案中所译外文报纸，探究张之洞阅译洋报缘起、张之洞档案的译报来源与信息、译报与张之洞对“边疆危机”的应对三方面内容。从中发现，督抚阅读译报与处理相关的政治事件，有紧密的联动关系。张之洞阅读译报不仅使其获知“边疆危机”的相关信息，以作出决策和应对，而且对他的外交政策（如联英、日制俄）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今人谈及清廷、督抚对“边疆危机”的应对，统以昏昧无知目之，或可值得商榷。福建师范大学潘崇的报告题为《张之洞、端方关系与清末湖北新政》。新政时期张之洞、端方以总督、巡抚身份共仕湖北，初期不乏事业上的协作。随着施政理念分歧与政务分割矛盾日渐凸显，两人关系裂痕不断加大。张之洞署督两江后仍以正任鄂督身份遥控指挥鄂事，兼署鄂督的端方在施政上亦常向张之洞请示汇报，但更有按一己思路自行其政的一面，端方心中亦有正任鄂督之念，终致两人关系走向破裂。张之洞、端方始善终恶的关系演变，与督抚同城体制下总督、巡抚权责分界不清以及总督与巡抚间的“竞争性合作”直接相关，对清末湖北新政产生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薛轶群以《1898年前后日本参谋本部游说张之洞工作再探——以陆军“中国通”武官神尾光臣的活动为中心》为题报告。文章重点考察了神尾光臣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在华游说活动。文章首先考辨了神尾的履历及1897年清政府派员赴日观操期间神尾与清廷高官的接触，继而重点考察神尾及宇都宫太郎在1897年末至1898年初对张之洞的游说活动、神尾第二次来华活动及向张之洞呈递练兵说帖史事。薛轶群认为，张之洞“师日”并非自然转向，而是在时势、政局的多重因素影响下，经历了多次变化后的选择。此期日军参谋本部的对华策略呈现出一方面削弱中俄联盟的意图，另一方面旨在增加日本在华影响力。中山大学李欣荣的报告题为《庚戌新军起义善后与广州舆论的“悼惜”风潮》。文章讨论了庚戌（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的善后与舆论问题。起义被镇压后，官方与绅、商、学界围绕事件性质与善后问题产生激烈的意见冲突。广东当局公布革命党人的口供和物证，力证其为叛乱行动，并解散涉事的七营全体士兵。以粤商自治会为首的多数舆论则认为这是粤省当局处置不善导致的兵变。特别是巡防营在镇压过程中军纪败坏，而由“良家子弟”组成的新军虽然失败仍不愿扰民，引发“悼惜新军”的舆论风潮。可见粤省绅、商、学界对于革命态度暧昧，更重视保护本省与自身的权益。清廷在舆论压力下选择惩处镇压有功的粤省官吏，后者惟有掩盖新军既存问题直至皇朝倾覆，显示筹备立宪语境下民意勃发、政局不稳，清廷却盲目推动新军建设的时代矛盾。评议环节，与会学者就从思想史角度阐释关键历史文本的必要性、史料处理的语境化、制度与个性对历史人物关系的影响、日本对华外交的多元性、地域认同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9月17日上午第四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忠文主持。暨南大学刘增合的报告题目为《晚清外销财政管控中的部省博弈及其困局》。清末时，晚清外销财政已经占比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在如此大的规模下，户部与地方存在的制约与博弈变得尤为激烈。从咸同外销财政形成开始，随着厘金、杂税、杂捐等新式财源的出现，清廷对外省财政收支严加管控，“部省互戒”的格局逐渐形成；随后刘教授指出，基于部库财政收支失衡的现实，光绪朝前期，清廷开始尝试强势回收外销财款，至甲午戊戌时，清廷开始采用非常规手段攫取各省外销财源，然而，以钦派高官巡查施压的方式，并未产生明显的效果。因此，从晚清治乱机制看，清政府内外决策机制和权力体系均发生严重的病变，在部省均陷入财困背景下，双方围绕外销财款的博弈，因户部坚持以集权理念管控外省，行省被迫以反压榨心态抵触应对，最终演成内外相蒙、彼此失信的治理困局，这是理解辛亥清朝覆亡的关键一面。 复旦大学周健的报告题为《丰泰栈的生意：同光之际盛宣怀家族的漕粮包办》。周健认为，在十九世纪漕运贡赋制度变革重构的背景下，一般史料并未较好反应当时的制度运作具体情形，而在同光之交，盛康、盛宣怀家族的往来信札，描绘的丰泰栈等商号从事粮食贸易、包办江苏州县漕粮为核心业务的具体运作情形，即是很好的个案研究。丰泰栈从无锡、朱家角等米粮贸易中心采买米石，运沪交兑沙船、轮船招商局，以充代办州县漕粮。州县除开仓征收部分漕粮外，将漕务的关键环节交由盛宣怀包办。地方官与盛家大体按照商业的原则、市场的逻辑订立并落实办米协议，但这并非是漕务运作中官商之间的全部逻辑。由丰泰栈的例子可观察，19世纪70年代以降，在江苏漕粮准许折征并统一由上海放洋的制度框架。山东大学郑泽民的报告题为《甲午战争期间上海交涉活动研究——以“中立”问题为中心》。甲午战氛逼近之际，为避免日军入侵，沪地官员做好了随时封锁吴淞口的准备，英国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欲效仿中法战争的“先例”，推动上海成为中立地带，遂与日本订立协议，使其承诺不向“上海及其通路”发动战争。由于该协议存在修辞、概念含混不明的问题，日本围绕中方在沪应否遵守中立规则、可否存在军事活动等诸端屡次挑衅，中、英两方与之展开了繁复的外交博弈。随着“上海及其通路”意涵的扩展及上海战时性质的再诠释，江南半壁终幸免于战火。在此期间，清政府从未公开承认上海“局外中立”，却认可日、英协议的有效性，据此倒逼英国敦促日本遵守承诺，是为其利用国际法知识实行“中介外交”的重要案例，并反映出近代上海每逢中外战事便被推向局外的“传统”。西北大学罗毅的报告题为《辛亥革命中袁世凯“以打促谈”方针考察——兼论其从君宪到共和的转向》。辛亥初期，袁世凯力主镇压革命，并把收复武汉三镇看做平息革命的关键。起义军攻下汉口之后，由于面临种种实际困难，袁世凯对待革命的态度从武力镇压转变为以打促谈，得到了清廷的认可。随后指出，袁世凯“以打促谈”方针的具体内涵表现为集中优势兵力，继续攻取汉阳和武昌，形成对南方的战略优势，迫使革命阵营坐到谈判桌前，接受君主立宪。袁世凯在革命派对他策反的情况下，仍坚持在君宪制框架内解决南北冲突，并非忠君思想使然，而是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的。袁世凯主张的君宪制，是既虚化皇权又弱化国会权力的内阁集权的君宪制。北军夺回汉阳后，袁世凯自认为其目标已接近于实现。然而，革命军很快攻占了南京，致使北方的战略优势不复存在，南北之间出现战略均势。实力背景的转换，让袁世凯不得不放弃君宪，赞成共和，由此定下了南北议和的基调。评议环节，与会学者就国家财政收支管理体制的变化、基层经济史料的爬梳、关键历史概念的辨析、人物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9月17日上午第五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细珠主持。北京大学尚小明的报告题为《翁同龢、张荫桓与戊戌康有为之进用》，由韩策代为宣读。以往研究中，不论是翁同龢荐康说，还是张荫桓荐康说，都失之偏颇。事实上，丁酉冬至戊戌春，翁同龢出于变法考虑，曾向朝廷举荐康有为，并引起急于变法的光绪帝重视，反复令总署进呈康有为所上条陈及所著书籍，从而为后来康之进用做好了铺垫。在此过程中，与康关系密切的张荫桓也起了支持作用，但不是主角。随着戊戌春翁因不满康所著《孔子改制考》而与康疏远，光绪帝亦因翁不愿继续呈递康书及反对外交礼仪改革等与翁产生隔阂，于是重视西学、熟谙外务的张荫桓逐渐成为光绪帝推行变法最为倚重的大臣。“百日维新”开始后，由于翁被开缺，康的主要支持者已不是翁而是张。相比较而言，张对康的支持比翁对康的支持更隐秘一些，故康、梁后来叙述戊戌变法，更多及翁而绝少及张。复旦大学戴海斌的报告题为《张佩纶辛丑议约期间复出史实补论》。在重读《涧于集·书牍卷》并结合新出史料的基础上，戴海斌更为深入地考察了此时期张佩纶的行迹。首先是李鸿章北上前后张佩纶的政治动向，其次讨论传旨内召张佩纶之原因，兼及张与诸枢臣的关系；再次是张佩纶奉召后的反应；最后是张佩纶在京议和期间的行止。这一讨论有助于厘清张佩纶个人生平以及辛丑议约的若干问题，同时能够加深对庚辛之际历史变化的理解。北京大学韩策以《甲午战后恭亲王与翁同龢地位再析：李鸿章家书的新解读》为题报告。随着光绪二十三年（1897）李鸿章致张佩纶、李经璹夫妇的一封家书的披露，多位学者近来均引用该信，说明恭亲王“浮光掠影、毫不用心”；两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专依翁同龢意见办事，对翁同龢“惟命是从，拱默而已”，似乎翁同龢真能“一掌遮天”。问题的关键在于，信中旁注“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两宫惟命是从，拱默而已”一句，说的是恭亲王还是翁同龢。韩策认为，从影印件所见的旁注原文的位置，李鸿章的书写习惯，“两宫惟命是从，拱默而已”和翁同龢“依违其间”的文义，当时高层的实际情况，以及李鸿章此信是在说总理衙门的情形等角度综合分析，此句说的更有可能是恭亲王，可以解读出两宫对恭王惟命是从，拱默而已的意思。据此，韩策重新审视了甲午战后恭亲王、翁同龢的地位及其变化。最后强调，面对过去的历史和未知的世界，需要研究者更加虚心地倾听不同的声音，不时反思心中的执念。左为光绪二十三年李鸿章致张佩纶、李经璹函，小字旁注，从“乐道（恭亲王）”之“道”字旁边写起。右为此前李鸿章致张佩纶信，内云：“省三有不望而却步耶？”小字旁注解释省三（刘铭传），从“三”字旁边写起。据此书写习惯，则小字旁注更可能指恭亲王。评议人戴海斌认为韩策结合书信原文的书写格式，重新解读旁注与正文的关系，很好地体现了“历史学者的技艺”，示人启发；对甲午战后翁同龢地位变化的分析也有道理。同时，针对韩策主张的旁注“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两宫惟命是从，拱默而已”一句，是在解释恭亲王，戴海斌也提出进一步的商榷，即问题在于，谁对谁惟命是从。“拱默”一词，可以指帝王垂拱而治，但亦有表示消极、不作为的用例，并不专指上位者。韩策认为是两宫对恭亲王惟命是从，但从相反的角度，也可以进行解释，即恭亲王对两宫惟命是从。而且，从李鸿章书写逻辑来看，如果此旁注意为两宫对恭亲王惟命是从，语气转折似乎过于突兀，因正文尚在批评恭亲王浮光掠影；再则，李鸿章在当时书信中，批评中枢大僚的犀利言辞所在多有，但对“两宫”出言褒贬却极少见。戴海斌还举了《翁同龢日记》中关于“上”“土木、宦官”等相关记载，提示学者要更细致地解读史料，尽量警惕“倒放电影”式的后见之明。评议人李文杰也赞同韩策主张的旁注“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两宫惟命是从，拱默而已”，是在解释恭亲王。但他表示，戴海斌的解释有助于更好理解书信原文的含义。其次，他认为，书信、日记中的抽象性评价，往往有针对当时形势的具体所指。“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一句，是在评论恭亲王，但用在翁同龢的身上，问题似乎也不大。因李鸿章写作此信前一个月，外国公使在觐见光绪帝时产生礼节问题。翁同龢和恭亲王对此事十分在乎，拖延了一个月仍未解决，直至李鸿章写信前三天，与李就此事仍未达成一致。信中“专讲小过节”之语，很可能是就此而言。最后，李文杰对翁同龢的地位和作用也做了讨论。他表示，历史研究的魅力就在于通过有限的资料不断拓展认知边界，开放式的结论也许比定论更加迷人。9月17日下午第六场由陕西师范大学张华腾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忠文的报告题为《再论疑案：吴士鉴密信所见光绪、慈禧病逝之内情》。近代以来一直有光绪帝系被慈禧太后“毒害”而死的说法，世人为此争议不断。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所藏清末南书房翰林吴士鉴致邵章的一封密信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后，两宫病情同时加重，清廷中枢对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身后诸事已有所准备；两宫临终前彼此关心，关系并无不洽，由溥仪入继大统、摄政王监国也是他们母子的既定决策，所谓慈禧“谋害”光绪帝的说法缺乏事实根据。研究晚清宫廷政治应从各类原始文献的综合研判中得出符合情理的结论，以野史稗闻作为主要证据是不妥当的。上海大学王敏的报告题为《晚清官员如何应对媒体揭露个人隐私——以“〈苏报〉诽谤郑观应”为个案》。梳理《苏报》诽谤事件的缘起、郑观应与《苏报》的交涉及《苏报》反应、郑观应寻求司法途径挽回声誉的努力三部分内容，可以发现，郑观应对于《苏报》诽谤的态度与应对之策，既有出于中国传统观念和清政府官员身份的自然的或者说是本能反应，也有根据上海这样的口岸城市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的主动应对之策。郑观应对报纸舆论的态度和应对办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那些最先接触报纸这一新事物的中国人对其舆论功能的认知特点和应对之道。西北大学赵虎的报告题为《丁未年再议新内阁与清末中枢体制转型》。清代中枢体制在丁未年（1907年）出现结构性变化，其变化过程一波三折。丙午改制后，军机处、会议政务处与考察政治馆共同构成中枢体制，偏离改制设计的安排，出现叠床架屋的混乱状况。丁未政潮中，袁世凯与岑春煊联手，共同提出组建责任内阁的主张，导致清政府调整中枢体制，重新回到丙午改制设计的制度安排。丁未皖案发生后，袁世凯以退为进，促使清廷在中枢体制中比照立宪政体建立起枢臣与部臣共同参与的“中央合议”制度。但清末中枢体制转型看似离责任内阁只有一步之遥，实则咫尺天涯。华东师范大学李文杰以《文书行政与清末民初的制度变局——从国务院到政事堂》为题报告。从1911年到1915年，中国的国体、政体都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之间的关系屡经波折与调整，中央政府的政务文书及由此形成的决策模式，都随之发生重大改变。清帝逊位前三个月，政务文书及决策权操之于内阁总理大臣之手。民初政务文书向平等、简化方向演进。先落实总统制，后有国务总理以副署制衡大总统，然效果不佳，文书副署权最终沦为具文。在1914年5月之后的政事堂体制下，大总统独享部分文书名号，国务卿仅充当参议国务、传宣命令的角色。评议环节，与会学者就新史料的发掘与解读、现代科技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报刊舆论与政治人物的互动、史事的长时段考察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二组9月16日上午第一场由北京大学王奇生主持。北京大学杨琥的报告题为《爱恨之间：民国时期国民党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与诠释》。他细致梳理了民国时期国民党关于五四运动评价与诠释，认为国民党人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始终未能建立一套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话语；其内部关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完全一致。表面上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这也是国民党在思想舆论领域失败的原因之一。华东师范大学瞿骏的报告题为《革命的亲历与听闻：以大革命时期的胡适、陈瀚笙为例》。他认为，1895-1928年前后的中国“转型时代”既产生了许多新的联系，也造成了许多新的断裂。在此联系和断裂并行的历史过程中，执着于依赖新的联系还是坚持于弥合新的断裂决定了人们与国家、世界连接方式的差异，也决定了一个人是“亲历革命”还是“听闻革命”的分野。这些差异和分野与中国走向现代进程中的基本问题——“看世界”问题紧密相关，进而也成为了研究者观察大革命时期胡适、陈瀚笙这样的重要人物的重要角度。四川大学周月峰以《主义与政治之间的“问题”——五四前后胡适的思想倾向》为题报告。既往有关“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研究，多聚焦“主义”而比较忽视“问题”。胡适在论争中的言论常被其及后之研究者置于反对“主义”或“谈政治”的两种思想谱系之中。然而，胡适事后的相关叙述带有为思想一致性而“建构”的成分。实际上，胡适“问题与主义”的言说并非全是为了反对主义，另有捍卫“问题”议题的一面；且胡适所侧重的“研究问题”主要亦非他后来回忆中一再凸显的“政治问题”，更多是他在《新青年》中曾持续参与讨论的思想、文化、社会问题。他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言论所引起的争议除李大钊等人侧重主义外，张东荪、张季鸾等人亦从“谈什么问题”一面予以回应。实际上，在论争中，谈不谈问题，谈什么问题以及是否谈政治问题等思虑，均与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改革方案相关，呈现出五四思想界多元的改造路径。上海社会科学院徐佳贵的报告题为《法团与民治——1922年八团体国是会议新探》。八团体国是会议是民国前期唯一一次由社会团体主导，组织多省区、多业界共同参加的全国政治会议，同时意味着社会团体有意以其联合形态取代国会的某些职能。会议缘起涉及直皖战争后的朝野互动格局变化，及东南地域与团体在国中的特殊地位。会议过程以省级教育界与大埠商界法团为中心，谋求联合各方，代表“国民”会商国是。但此次跨区叠加跨界的联合广度空前的实践，致使法团暴露出组织能力的限度。晚清以来各地“民”之精英的联合，在五四之后达到巅峰水平，但此种标榜国民“自动”“自决”的联合最终让位于新型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团体联合。华东师范大学裘陈江的报告题为《梁启超为松坡图书馆征书的佚文与史事新探》。通过《松坡图书馆请拨书籍》呈文、《松坡图书馆之征书》通告和致徐乃昌书信这三则新见的梁启超佚文，钩沉出梁启超筹办松坡图书馆，尤其是为该馆征求典籍的史事。从中可见，梁氏虽然在民初从政失利，但在晚年仍利用其在政坛的旧有资源，上书极峰并协调地方以调拨图书；同时又利用其广泛的交际圈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向各界名流征书。其与徐乃昌的往还个案虽然也可看出二人因政见不合导致的貌合神离，但仍颇具风雅。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楼望杰的报告题为《拍卖会出现的史料与近代史研究》。他从自身经验出发，分享了拍卖公司日常工作的具体流程，其中主要有征集、释文并拍照、筛选拍品、编辑印制图录、巡展预展、拍卖并结算及后续事宜、举办研讨会等七部分内容。楼望杰表示，亲自上手处理原始文献、多接触实物和影印手迹，识别前人手书文献，对解决历史问题、贴近历史语境当有较大帮助。他衷心希望学者在教学中能多应用包括拍卖会出现的史料在内的原始文献，去感受和熟悉前人的书法、语言、习惯、思想，形成独立思考。拍卖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乐意为学界提供方便，期待拍卖公司与学界形成良性的互动。评议环节，与会学者就史实梳理与意义阐发、手稿识读、原始史料与出版史料的差别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主持人王奇生认为会议论文各有侧重，各有新见，但由于目前学者研究都十分专门，想要引起一些共同的讨论，并不容易。学界需要警惕这种过度的“专门化”倾向。9月16日下午第二场由暨南大学刘增合主持。广东社会科学院李振武以《宣统三年（1911） 江苏谘议局辞职案的是是非非》为题报告，详细剖析了宣统三年（1911年）江苏咨议局辞职案中的若干问题。当年四月，因两江总督张人骏拒绝公布施行谘议局议决的宁属地方岁出预算案，江苏谘议局议长、副议长及常驻议员协议公决全体辞职，以示抗议。随即，江苏各地的绝大多数非常驻议员也纷纷辞职表示支持，引起舆论哗然。通过清理关于预算案的不同说辞、辞职风潮时相关方的胶着状态、各方势力对这一事件的介入、社会舆论之反响、辞职案僵局的最终化解等问题，有助于再思咨议局与督抚之间产生纷争的原因。上海社会科学院徐涛以《上海切入“二次革命”研究的几种可能》为题报告。他认为，“二次革命”长期被视作一块耕耘已久的熟地，学人普遍认为难以再有研究突破，但若是换一种切入角度，跳脱政治军事史惯常的叙事框架，将全球视野与在地反应同时纳到考察范围内，则“二次革命”研究仍有涌现学术新见之可能。以上海为例，“二次革命”上海战事打响后，上海外国二租界的政治态度、政策就未完全理清；战事期间的“闸北问题”亦尚待深入挖掘与阐释，此外还有诸多史实重建工作迄今未完成。“二次革命”的力量中心在上海、革命起事选在扬子江畔、上海战事具有全局性意义，从此来看，上海在“二次革命”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目前却被严重低估。以上海为角度切入考察“二次革命”，在史实与阐释层面，都能有所突破。中国政法大学高翔宇的报告题为《改进团与二次革命前后的湖北政局》。1913年3月至7月间，湖北革命党人发起改进团组织，提出“倒黎反袁”的政治口号。改进团风潮的初兴，实与湖北裁军引起的退伍风波直接相关，以季雨霖统辖的鄂军第八师为主力，联络退伍军人及会党为助。改进团斗争的复起，既是湖北地区酝酿二次革命的先声，也有力声援了江西李烈钧的讨袁行动。黎元洪借助北洋军南下驻鄂，对改进团先后两次运动均进行了不遗余力的镇压。透过改进团顿挫起伏的背后，既可厘清黎元洪、季雨霖、黄兴等各方派系的离合关系，又可理解此间湖北革命党人力量的整合、黎元洪与袁世凯军事合作的形成，从而揭示出二次革命前后湖北政局中明争与暗潮并存的多重面相。武汉大学左松涛的报告题为《民初孙中山与佛教交涉史事发微》。学界对于孙中山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尚嫌不足。民初佛教会社之组织及其与政界的互动，真相扑朔迷离，信史有待建立。翠亨孙中山藏档中的三则佛教史料，作者之谜长期存在。据考证，民国浙江名僧摩尘是给孙中山呈文的作者。这一上书是佛教复兴的缩影。循此线索研究，可重建李翊灼等成立的佛教会、谢无量等组织的佛教大同会与敬安等领衔的中华佛教总会这些佛教社团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厘清对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处理佛教事务的误解。评议环节，与会学者就史料解读和细化研究，城市空间和城市史之间的重要性，个案中寻找特殊性，政治史中的宗教视野等问题进行了讨论。9月16日下午第三场由复旦大学金光耀主持。华中师范大学付海晏的报告题为《1930年代厦门日僧建寺交涉研究》，聚焦于1930年代厦门日僧的建寺交涉。1934年11月，东本愿寺僧人神田惠云准备在厦门白鹿洞山下达观园建立寺院并申请减免契税，由此引发了长达三年之久的交涉。达观园建寺交涉是厦门近代以来饱受日本宗教侵略历史的缩影，它不是单纯的东本愿寺建造新寺问题，而是牵涉到日本对厦门历史与现实的宗教侵略及国土沦丧问题，因此遭到厦门民众的强烈反对以及官方的抵制。梳理建寺交涉的全过程，可以发现，东本愿寺建寺交涉，交织了政治与外交、宗教与“籍民”以及社会舆论等多重复杂面向，它既是现实的交涉，更是长期以来日本对厦门侵略以及渗透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在全以《1949年中共中央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再研究》为题报告，从指示出台背景、中共对国民党法律体系长期的整体的立场、废除之后的反应与实情三方面切入，重探1949年中共中央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问题。指示的出台，与1949年初中共中央对国共和谈前提条件中的废除“伪宪法”“伪法统”有关，也与这时新解放区迅速扩大、大规模接管政权、司法队伍扩大、思想不统一有关。从中共革命历程来看，由于国共两度合作、统一战线等原因，中共对国民党法律系统态度较为复杂，但整体上持否定立场，这与中共秉承马列主义国家观、政权观、法律观密切关联。废除“六法全书”之后，党内外很多人士都意识到“无法可司”之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六法全书”依然保持很大影响。在后来多次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中，“六法全书”成为禁忌。中国人民大学王建伟以《反主为客——1928年国民党政权接收之际北平社会素描》为题报告，主要关注旧都社会的人群，在面对新政权时形形色色的反应。其认为在政权鼎革之际，北京延续数百年的国都身份被剥离，在政治、经济、文化、大众心理等诸多层面产生或显或隐的影响。面对此次变局，旧都各类人群有观望，有淡然处之，更有投机奔走。国民党新政权原本致力于实现北京的“革命化”，然而不久之后却演变成革命的“北京化”，彰显出这场“统一”的限度以及北京城强大的历史惯性与同化能力。山东大学徐进的报告题目为《何应钦北上过程中的中日博弈》。1935年10月，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引弦待发，为应付危局，蒋介石派遣何应钦北上。这一事件涉及中、日、地方实力派多方博弈与联动，情势至为复杂微妙。蒋介石以广田三原则谈判为幌子，力促何北上造成既定事实。日方识破此计，以终止外交交涉为要挟。由于中日外交史上长期以来的信任难题，双方对于书面文本的处理谨小慎微，这一独特现象折射出猜疑心理对外交行动的影响。这一事件呈现的中日交涉的复杂面向，启示研究者不仅要关注外交文本的内容，更要注意其形式本身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以及史料的生成语境。上海社会科学院沈洁以《为信仰确立“标准”——训政时期的反迷信法令及其行动逻辑》为题报告，重点分析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反迷信法令及其行动逻辑。1930年代前后，由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起，全国各省、市、县开展了一次广泛的风俗调查与陋俗改良，为训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政府将什么定义为“迷信”及其称引的理由，澄清风俗如何与训政、与现代政府的自我建构确立起联结关系，无疑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由此切入，理解政治目标与社会环境的复杂互动及其逻辑，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现代政治的确立过程，以及作为权力象征符号的“破除迷信运动”如何在建构自身的行动中完成对“权力”的注解。评议环节，与会学者就文章的问题意识、宗教与政治的纠葛、城市史和政治史之间的关系、历史背景的叙述、民间信仰的处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9月17日上午第四场由浙江大学陈红民主持。复旦大学唐启华的报告题为《“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外交史研究》。他认为，“后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史必然将会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外交史学界可贴近自身国情与历史经验，参照欧美外交史学界自19世纪中期以来，从外交史到国际关系史、跨国史、全球史的发展经验及其优缺点，凝聚未来的努力方向与研究课题。首先，传统外交史主题仍然有其重要性，近代中国外交的实证研究尚有许多空白荒芜的课题，有待进一步的努力。其次，从东亚本位的角度，超越西方中心观，重新诠释近代东亚的国际关系。再次，思考近代中国与世界融合过程的研究，朝向“中国与世界史”发展。最后，加强外交史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与融合，朝向“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法律与历史”努力，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相应的软实力。陕西师范大学张华腾的报告题为《袁世凯执政理路及其成效研究——以1912-1915年任职大总统为限》。袁世凯此期的执政理路具体表现为：首先，执政采取渐进主义路线；其次，行政采取集权主义；第三，对外持开放主义或世界主义；第四，经济上采实业主义或发展工商主义。以此理路执政，袁世凯及其北京政府在民族国家建构、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系列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虽然这些成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但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内蒙古师范大学张建军的报告题为《谘议差遣候差：民国北京政府陆军部额外军官的人事问题》。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陆军部军衡司负责陆军军官军佐的人事问题。部内谘议差遣及候差人等的设置，本为中央政府对于闲散军人的临时安置，领有微薄薪金，如有缺出，即当择优递补。这些人却成为北洋陆军界相当大的一个人事难题。梳理民初陆军部对于闲散军人的拒迎与考核、陆军部对于差遣人员的应对、闲散军官的索薪活动及其末路等内容，可以基本澄清这一问题的面貌，同时提示，北京政府的施政活动，应该放在政府运转体系中考察。复旦大学张仲民的报告题为《“七十老翁何所求”：洪宪帝制中的缪荃孙》。缪荃孙在民初以遗老学者知名于世。袁世凯发起帝制运动后，他曾响应与配合，引发了很多争议，但有关本事的记载却语焉不详，甚或充满史实错误。通过援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材料，考辨真伪，可以揭示缪荃孙在洪宪帝制中的实际作为及其造成的反响，进而再现这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学人旧事。评议环节，与会学者就外交与内政的关系、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政治人物的历史地位、民初政治文化的塑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9月17日上午第五场由复旦大学陈雁主持。四川大学陈默的报告题为《抗战时期国共双方的战地军政关系刍议》。所谓战地军政关系，专指交战地域驻军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不包括国、共中央一级的军政关系。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各战区、集团军、军（师）与所在的省、行政督察区县几级政府时刻进行着互动；同一时期敌后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地方武装和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行政机关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样的互动和联系，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非常有助于学界进一步理解抗战时期的军队、政府与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此出发，军权在战地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军事将领与地方政务、交战区域军政之间的矛盾、两党各自协调军政关系的努力等问题都值得再作思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苏圣雄的报告题为《友情、猜忌与权力：蒋经国与王叔铭的关系》。在掌握蒋经国与王叔铭的日记的基础上，苏圣雄辅以其他史料，以蒋、王的交往为核心，考察其迁台前期（1949-1965）军方高层的异动经过，分析蒋经国于其中的角色。他首先探讨蒋、王如何于国共内战患难中深交；其次探讨蒋、王于台湾如何互相帮助，巩固并提升权力；再次探讨双方事业的转折，关系何以破裂，私人与结构性因素为何；最后探讨两人分道扬镳后各自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理解蒋经国在台军事权力的建立过程。评议环节，与会学者就概念史中概念的使用，抗日战争时期的党、政、军关系，日记史料的使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9月17日下午第六场由上海大学廖大伟主持。北京大学张永的报告题为《精英缺位与庶民翻身——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农民干部的成长》。张永认为，近代中国的困境是：上层精英有文化但没有勇气，下层农民有勇气却没有文化。抗日战争对中国阶级结构造成了巨大冲击，国民党与传统精英阶级因难以适应残酷战争走向了衰落。在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之下，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民众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阶级力量逐渐上升，这种阶级力量的上升集中体现在一批农民干部的成长。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之下，为了担负更大的责任，填补精英缺位留下的上升空间，努力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可以说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翻身运动，也意味着下层民众阶级力量的崛起。传统阶级结构被彻底颠覆，中国完成了激烈的社会革命。上海大学杨雄威的报告以《早期中共革命中的策略意识》为题。“策略”是古往今来政治生活领域常见现象，因其常见于文献，故通常不需索解。但在北洋政治史特别是中共党史语境下“策略”二字有特定的历史含义。早期中共受共产国际影响，好以“策略”为言，并相应形成较明确的策略意识，在早期革命的组织与动员活动中都有较为有效的策略运用案例。大革命时期中共最关键的革命策略是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联合战线，在国共合作框架下，中共通过“剥笋”之策清除国民党内的不坚定分子，从而引发对方的疑惧和反弹。策略和主义二者间的轻重对于国共两党而言都是值得反省的问题。但“三大法宝”之说从历史亲历者角度肯定了“策略”在中共走向革命成功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杭州师范大学王才友的报告题为《边缘革命：中共东阳党组织的嵌入与限界（1923-1928）》。既有边缘革命的研究多强调从地方社会经济环境与历史脉络中，探寻革命的发生机制。这一研究进路有较大合理性，但忽略了“组织”的重要性。浙江东阳革命的案例表明，有别于中心革命区组织嵌入特征的时段差异，边缘革命的组织嵌入在大革命和苏维埃革命时期呈现出连续性的特点。而这一连续性是中共地方精英根据地方要素，因地制宜地选择了“统一战线”组织发展策略的结果，这为理解中共边缘革命的演进提供了微观视角。然而，正如中心革命重点依赖组织领导和武装斗争，尚未充分认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边缘革命则过分执念于统一战线的策略，其功效必然有限。这也说明，“统一战线”不能单独运用，党的领导和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中国革命领导的根本保证，离开了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很可能让地方革命陷入自流式混乱。广东省委党校张求会的报告以《周恩来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一个必须予以澄清的传闻》为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早期党员杨章甫避居香港，在与同乡兼友人陈君葆的长期交往中，留存下一些有关中共早期历史的书面材料和口述材料，其中就包括周恩来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的传闻。分析这则口述材料从传闻到新闻的演变过程，并将之与可靠史料、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对照，可以确认这一传闻不可采信，有必要在它再一次传播之前尽早予以澄清，以免再度混淆视听。评议环节，与会学者就不同层次史料的运用、中共的政治文化、个案研究的价值、史学论文文字表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9月17日下午的综合讨论暨闭幕式由复旦大学戴海斌主持。复旦大学金光耀回顾了复旦大学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传统与学术脉络，并强调了政治史研究之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性。广东社会科学院李振武表示，通过更深入地解读旧材料、挖掘新材料，近代政治史研究仍然大有可为。从期刊编辑的角度，他还建议学者平衡好史实梳理与阐释之间的关系。上海大学王敏肯定了会议主题“多元视野下的政治史”之意义，认为进行专题研究时未必要画地为牢，需要多视角、多层面的尝试。广东省委党校张求会表达了对本次会议主办方及与会学者的感佩，认为需要更多这样具有“清流”意味的学术会议。湖南师范大学吴仰湘强调了将史料读懂、读通、读全的重要性，要将文本的语境、文本形成的历史环境都结合起来考虑，努力把文本、语境、阐释三要素融为整体。慈济大学八百谷晃义分享了自己与复旦大学近代史研究的缘分，强调了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希望中日学术界的交流能够更加密切。 日本津田塾大学殷晴提示，近代史研究的许多重要课题，日本学者都有较为出色的成果，国内学者在这方面需要加强对话，推动两国学术成果的交流。其次，殷晴还讨论了政治史研究的可能性。她认为，目前的政治史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讨论高层政治的政局史，第二类是政治制度史，除此以外的都被纳入了第三类。第一、二类的政治史研究固然重要，但更值得拓展的可能是第三类政治史研究。比如政治信息的传播，就是需要结合社会史进行研究的课题。最后，殷晴指出，当前政治史研究的取向，与学者的性别有很大关系。男性学者的研究趣味、观照无疑深刻影响了政治史研究的风格，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女性学者投入，书写出不一样的政治史。复旦大学唐启华细致介绍了中国台湾地区近代史研究的状况，具体说明了其优势与特色，鼓励更多的年轻力量能投入近代政治外交史研究。浙江大学陈红民介绍了浙江大学近代史学科的发展状况，欢迎相关学者关注、留意。陕西师范大学张华腾表示，这是一次纯粹的学术会议，希望未来能延续这一特色。暨南大学刘增合从自身研究经历出发，阐述了整体史视角对历史研究的必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细珠期待青年学者有更大的理论与现实关怀，用更加开放的心态从事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学杨琥同样认为，青年学者需要扩大视野，有“通”的关怀。华东师范大学李文杰认为，晚清、民国不可分割，两个方向的学者应该在资料、议题、方法上有更多交流，努力实现“打通”。复旦大学姜鸣建议，以后的会议可以聚焦某一些专题，进行更加细致的讨论，如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将文本与图像、田野结合，扩宽思路，实现更加多元的研究。南京大学李里峰认为，不止是晚清、民国需要贯通，民国的北洋政府时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也需要贯通，许多问题在更长的时段内才能看清楚。他还指出，政治史研究实际有着相当广的覆盖面，不止于政治、外交、军事，近现代中国如此，传统中国亦如此。因此，政治史研究一定要跟其它领域的研究密切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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